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本图录，因为它带我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虽然很遗憾不能看到书中介绍的画作的真迹，仅能从图册中了解这些于2014年10月3日至4月13日在纽约鲁宾艺术博物馆展出的画叶，也无法在展览馆中去感知神秘的佛陀所赐予的力量。但是我还是非常痴迷这本《修炼成佛的绝密之路·一部秘密指南》，因为不管是从宗教艺术还是它所包含的清朝后期最动荡时期跨地区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其中所展现出来的价值及意义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而在之前的一个月中，我陆续分享了22幅画叶关于《修炼成佛的绝密之路·一部秘密指南》（全书包含54张画叶）这本书中全知佛陀的观想修炼成佛的过程图片，并根据原版英文把介绍文字（仪式及艺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有了初步的介绍。我会在今天和明天分别从历史角度和宗教艺术角度来对这本《All-Knowing Buddha: A Secret Guide》进行简略介绍。

在之前的画叶分享的文章下都有关于本书的介绍，虽然看起来文字很多，但是依然只是一部分，因为这其中只有后半部分：从比利时传教士Rafael Verbois与这些画叶结缘开始。

1923年左右一位僧侣“出于永恒的感激”在前热河省王子庙皇家寺院将这五十四幅细密画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比利时传教士Rafael Verbois。在这之前，这54幅画被这位僧人草草的钉在寺庙房间的木墙上遭受尘埃。

在之前的画叶分享的文章下都有关于本书的介绍，虽然看起来文字很多，但是依然只是一部分，因为这其中只有后半部分：从比利时传教士Rafael Verbois与这些画叶结缘开始。

1923年左右一位僧侣“出于永恒的感激”在前热河省的王子庙皇家寺院将这五十四幅细密画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比利时传教士Rafael Verbois。在这之前，这54幅画被这位僧人草草的钉在寺庙房间的木墙上遭受尘埃。

神父珍藏着，直到1977年，将近90岁的神父将其送给了民族志博物馆负责人Adriaan Claerhout博士。在得到画册后，Claerhout博士经过由全球众多学者和专家经多年合作研究破译的一本画稿，譬如：巴黎吉米特博物馆的Gilles Beguin博士，沃尔肯昆德博物馆的Ondey先生，沃尔肯昆德博物馆的Verwey先生和Gan Tjiang Tek博士，苏黎世大学C.G荣格研究所的Detlef Ingo Lauf博士，加利福尼亚比较宗教研究所的教授，东亚艺术博物馆工作的锡金甘托克藏学研究所的学者、宗沙寺的住持Tsering TashiThingo等等都参与经过了多年的研究后最终对画册中的画叶的顺序进行重新排序，并且重建了其艺术来源和历史背景，最终在鲁宾博物馆及其他欧洲知名展览馆展览并出版了这本《The all knowing Buddha -A secret guide》《修炼成佛的绝密之路·一部秘密指南》！

那么这些将藏传佛教内容与清代中国艺术在内蒙古的审美传统结合在一起的画叶是如何被创作的呢？

 

前面提过这些画叶是一位僧侣在王子庙将其送与了传教士，那么这个已经被拆毁的王子庙是一个什么寺庙？何意能收藏如此珍贵的密宗画叶？要知道，密宗修炼通常是上师口头指导和不外传的，而且观想又是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悟，所以这种能将修炼成佛的过程可视化的文字及图画资料是因何被创作？如何被创作的呢？

时光追溯到1200年代！

 

在元代，忽必烈汗已经让西藏神职人员Phakpa成为他最高的宗教权威，法院还大量投资藏传佛教，宗教和文化地标点缀了帝国。1301年，山西五台山建成了一座巨大的喜马拉雅式建筑形式，百塔西，“大白佛塔”。Phakpa为法院服务推荐的尼古拉斯艺术家Anige（1244-1278 / 1306）被记录下来，并且还留下了整个绘画学校。

 

明朝（1368-1644），当时的皇帝永乐（1403-1424），宣德（1424-1436）和成化（1465-1487）都是热衷藏传佛教的赞助人。

 

当满族人在17世纪中叶征服中国时，藏传佛教重新成为清朝(1644-1911)的官方宗教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旨在将偏远的蒙古人组成一个由四种官方语言组成的多民族帝国——满语、汉语、蒙古语和藏语——其文化在帝国的庇护下广泛融合。1700年代末,汉族移民涌入使中国绘画工匠为蒙古主顾工作。

而在乾隆皇帝(1736-1795)，乾隆皇帝被大家称之为是藏传佛教和艺术创作的化身。他从小就接受佛教经文和藏语的指导，而且帝师昌嘉·罗尔培·多杰(Changkya Rolpai Dorje)是朝廷的首席宗教顾问。罗尔培·多杰还监督帝国工坊制作的神圣图像，并建立一所唐卡绘画学校。此外，他还被确认在多罗诺(Dolonnor)的一个车间里工作，这是在热河省(Jehol province)以西的昌基拉(Changkya lamas)的所在地。该地区是藏传佛教艺术作品在整个地区流传的最重要的清代生产场所之一。

 

乾隆皇帝在皇家收藏中收藏了自己最喜欢的画作，并将这些画作作为皇家恩宠的象征——尤其是那些服务于佛教仪式和冥想需求的作品——送给人们，而这些画叶的内容则非常符合当时的形势。目前尚不清楚这个画册是否是乾隆的复制品，但它在建筑、风景和意象上的画风表现出强烈的中国美学。

而藏传佛教寺院王子庙，是在康熙时期(r.1662-1722)于1707年由当地的蒙古统治者，内蒙古青山旗的第三王子Jamsu建立的。这是该地区最大的寺院，部分由朝廷资助，据说康熙亲自参观过。大约在1729年，一位当地王子迎娶了一位满族公主，她带着训练有素的汉族工匠来到这个地区。大约在19世纪中期的某个时候，第九任王子迁居并把宫殿给了修道院。他让儿子去那里当喇嘛，因此给他起了王子庙的名字。20世纪初，在维波依斯神父任职期间，据说第十五任王子从北京和其他地方请来工匠来翻修这座寺院。大约在1918年前后，也就是赠送礼物的时候，一位西藏僧人和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被描述为与当地统治者住在一起。王子庙的遗迹在1947年被大火烧毁。

在这种情况下，鉴于此画册的出处，内容和高质量的情况下，鲁宾博物馆馆长杜凯鹤博士（Karl Debreczeny）说：“它很可能是在西藏佛教喇嘛的指导下，由中国绘画作坊委托给内蒙古阿克汉旗的蒙古王子。来自合并来源的内容和风格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混合，表明它是来自西藏和中国主要制作场所周边地区的本地产品。”

 

它们的内容在风格上可以与早在四个世纪前制作的宣德时代金刚智慧坦陀罗相提并论。这次展览的画册是藏传佛教，中国画和蒙古人赞助的有趣融合，这是一个特殊的初步研究，为未来的学术奠定了基础。